中华传统和合文化植根于先秦哲学体系,其核心在于“差异中求共生”的辩证思维。甲骨文与金文中“和”字初义为音声相和,“合”字则指唇齿相依的闭合状态,二者从具象行为升华为抽象哲学概念。春秋时期,《国语·郑语》中史伯提出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”,强调万物因差异互补而生成,单一性则导致停滞,这一思想被晏子发展为“济其不及,以泄其过”的动态平衡观,成为儒家“和而不同”的理论先声。
儒道两家的诠释进一步丰富了和合思想的维度。孔子以“君子和而不同”构建人格理想,孟子将“人和”置于天时地利之上,赋予其社会治理的实践意义;道家则从自然哲学出发,老子提出“冲气以为和”,主张顺应天道而非人为干预,庄子以阴阳交通诠释万物生成,凸显了和合的自发性与超越性。墨家则从功利视角切入,认为“和合”是化解社会矛盾、实现利益均衡的良药,如《墨子》所言“离散不能相和合”将导致社会失序。这种多元哲学体系的交融,使和合文化既包含儒家的秩序,又兼具道家的自然法则与墨家的现实关怀。
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物与感知物的总和,具有双重属性:其内涵体现为符号系统、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三维结构,而外延则涵盖物质载体、制度体系与精神生产的动态互动。以语言为例,它既是文化本体的核心元素(如汉字形义承载的历史记忆),又是解读其他文化的元工具(如服饰纹样、建筑形制的象征意义)。这种主客体交融的特性,使得文化既具有稳定性,又能在传播中实现创新。
从历时性视角看,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了其外延的延展能力。李宇明提出的文化定义将物质载体纳入研究视域,揭示了文化从精神创造向产业转化的可能。例如和合文化从哲学思辨发展为社会治理资源,当代学者张立文创建“和合学”,将其应用于化解生态危机、文明冲突等全球性问题,形成涵盖自然科学、学、管理学的学科体系。这种从抽象理念到实践工具的转化,印证了文化外延随时代需求而动态拓展的规律。
在文明互鉴的全球化语境下,和合文化展现出独特的调适能力。其“贵和尚中、厚德载物”的内核,通过寒山诗歌跨文化传播等路径,成为东西方对话的桥梁。20世纪50年代,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从寒山诗中获得精神共鸣,日本学者将和合思想与共同体理论结合,这些案例证明差异性文化要素可通过“和合”实现创造性转化。
当前国际秩序重构中,和合文化提供了超越“文明冲突论”的路径。如2022和合文化全球论坛所示,西班牙、日本等分会场的设立,以及“和合文化海外驿站”的实践,凸显其作为非暴力治理方案的价值。学者陈立旭指出,和合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,其“协和万邦”的天下观,为逆全球化困境提供了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的解决范式。
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面临双重挑战:一方面,标准化与活态传承存在张力,如语言资源建设中电子语料库与方言保护的矛盾;产业开发可能导致文化内涵的稀释。针对此,天台山的实践具有启示意义:通过建立和合文化园、将调解机制注入基层治理,实现了从学术研究到民生应用的落地。
数字化时代为文化创新提供新机遇。建议构建“三维一体”传承模式:在资源层建立跨媒介数据库(如寒山诗的多语言数字版本);在传播层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(VR还原“和合二圣”修行场景);在应用层完善政策配套(如将和合评估纳入社会治理指标体系)。这种立体化路径既能守护文化基因,又可激活其现代生命力。
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,其内涵从差异共生的哲学智慧,外延至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,印证了文化系统“守正创新”的发展逻辑。当前研究需突破两重边界:在理论上,加强跨学科对话,例如运用霍尔“文化表征”理论分析权力话语对和合符号的建构;在实践上,探索量化评估模型,建立文化影响力指数。未来应着力于将天台山等地域性文化样本转化为可复制的传播范式,使和合思想真正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性力量。